编者按：言语和思想，希腊人称为“逻各斯”，对于娜塔丽·萨洛特却是一种不懈的追求，甚至于有些绝望的追求。因为她所要用语言来传达的是那种先于意识和感受的东西，这是一种趋向性的东西，它使我们趋向于人，而非别的什么。娜塔丽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她就是要从语言中开发出原本不具有的功用，表现某种非理性的，而超于理性的东西。她称之为“向性”，在我们看来倒像是某种玄学的概念。娜塔丽已经完成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，首先是非同一般的高寿，再就是一生的挣扎，直到死前她仍保持着创作的热情。刻薄的人会说她偏执，但我们会说她对“人”有着永不磨损的兴趣。
法国“新小说”的先驱人物，文坛女杰娜塔丽·萨洛特（NathalieSarraute）1999年10月19日星期二于巴黎寓所去世，享年99岁。巨星在千禧到来之前陨落，更给法国文化界添上一笔“世纪末”的苍凉萧瑟。或许命中注定要成为20世纪文学的坐标人物，她随着我们的世纪出生，而今却先它而去，多少有些遗憾。娜塔丽一生笔耕不辍，于96岁高龄还出版了《这儿》（Ici），而在最后的日子里，她仍在写作一部模仿斯特林堡《死亡之舞》的新剧，她还是在有生之年就被收入“七星文库”的第11位法国作家（1995年）。
娜塔丽·萨洛特闺名娜塔莎·切尔尼亚克，1900年7月18日出生于旧俄的伊万诺夫－沃孜内森斯克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伊尔亚是化学家，外祖父是沙俄时期唯一的犹太教授。1902年，父母离异后，娜塔丽随母亲定居法国。她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语言天分，可以流利地说俄语、法语和德语。她的早慧可能是她幼时的家庭不幸造成的，在作品《童年》中，她讲述了自己在巴黎－日内瓦－彼得堡，在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奔波。娜塔丽少时爱好文学和登山，曾经登上欧洲最高峰勃朗峰，这对于当时的妇女来讲是很不容易的，据此也足见出娜塔丽刚毅的性格。1921年，娜塔丽在巴黎索邦大学取得英语学士学位，赴牛津大学学习历史，后又在柏林学习文学。1922年，她又在巴黎大学法律系注册，结识了后来的丈夫雷蒙·萨洛特。雷蒙对娜塔丽后来的文学创作给了极大的支持。娜塔丽对于律师生涯并未投入多少热情，倒是对普鲁斯特、乔伊斯更感兴趣，而维吉尼亚·沃尔夫、福楼拜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更对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。她渐渐疏离了律师席，混迹在各个文学圈子里，开始最初的文学创作。从1932年起，如同当年许多作家，她开始在咖啡馆里着手写作《向性》（Tropismes）。这部早期的作品已包含她的一些主要思想，“一些无可言状的活动飞速划过意识的边缘，这是我们的言谈举止，我们表现和感受的感情的来源之处，只能确定它大概的样子，而我觉得这正构成我们存在的秘密源泉。”这种感觉，她称之为向性，“因为这种内心活动就如同植物的向光性，朝向光，或是背弃光。”1939年，为躲避战乱，她化名尼考尔·索瓦热（法文Sauvage也有离群索居的意思）逃到乡下，而在1940年，律师团以她是犹太人为名将她除名。1942年，有面包师举报她不佩带“黄星”，她险些被捕。娜塔丽通过丈夫（抵抗运动成员）取得假身份，伪装成她女儿们的家庭教师，一直到法国解放。
战后，娜塔丽并未从事律师工作，而是“将文学进行到底”。虽然身患严重的结核病，她仍坚持写作，于1946年完成《无名氏的肖像》，两年后出版，萨特为之作序。1953年，发表《马尔特罗》。1956年，在文集《怀疑的时代》中，她质疑了传统的文学观念，赋予写作以新的意义，“没有人物，没有情节”，这被认为是“新小说”的先声之作。而其时“新小说”的其他成员阿兰·罗伯－格里耶、米歇尔·比托尔、克罗德·西蒙等仅仅是文坛小字辈。1959年，出版《天文馆》，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作为小说家的地位。1964年，《金果》获得国际文学奖。决不保守似乎是她的特点，1967年，她“触电”，开始为斯图加特电台制作广播剧《沉默》，后被搬上银幕。随后，她又发表剧作《谎言》（1967）、《这真美》（1975）、《她在那儿》（1978）、《是，或非》（1986）。1983年，虽然坚称自己不善于自传体写作，娜塔丽的《童年》却为她赢得了较多读者。与那些少年成名的自传体小说不同，《童年》不是传统的线性的叙述，而是把片段的回忆和记忆中对话的只言片语剪辑在一起，用她的话说“这只是我的一生和那些仍能找到感觉的时刻的回顾”。“这些时刻，这些活动好仍然原封未动地保留着，无法挣脱那层封闭的保护膜，白白的，软软的，棉絮般的，随着童年一起熔化，消逝……”娜塔丽的创作力似乎永不枯竭，1995年，她出版了《这儿》，随后，她的作品全集被收入法国文学宝典“七星文库”，其时，萨洛特已96岁高龄。但1997年，她又出版了《打开》，大致也可算作她的遗言。这最后一部著作，也是她的最具创新之作。“词语总动员”，每个词都有了自己的活力、局限、滑稽、规矩、怪癖和内心的隐秘，对她的评论认为她对语言的把握已入化境，是“玩弄”词句的大师，非一般“码字”匠人可比。
萨洛特的所有作品都保持着新奇性，比如她的《你不喜欢自己》就完全由简单对话写成。也许是曲高和寡，她的作品并不能吸引广大的读者。她甚至被看作是晦涩难懂的作家。据说，有人曾提出把她的创作称为“抽象文学”，就像大家谈到抽象绘画那样，萨洛特当即跳起：“您还是多让我活两年吧！”当时虽然是半开玩笑，但萨洛特，对于被看作是艰涩难读的作家还是很介意的。不过萨洛特并不想讨好评论家，也不想讨好读者。她的首部作品《向性》就鲜有读者，只有两人叫好，一是马克斯·雅各布，称她为“伟大诗人”，另一个是萨特，被她“自然而准确”的笔调吸引。其实要理解萨洛特却也有迹可寻。从《向性》到《打开》，她都在与语言斗争，知其不可而为，探询“难以言传”的意识内部活动，寻求先于语言的“最初的感受”，重新发现广阔的内心世界。“人们在表象周围建构某种东西，把广阔、复杂而无法限定的生活简单归纳。别人说我们的话往往使我们吃惊，而且通常是错的，因为与之完全相反的东西好像也是对的。”萨洛特就是要通过小说来剥去习惯、世俗、教育和社会生活涂抹在我们脸上的铅华，而我们却往往将这些“包装”当作真我。所以她的作品把表象的东西减少到极点，不再有“张三”、“李四”等人物，而只保留“他”、“她”和“他们”，更多注重精神世界的波动，通过能引起读者同感的形象来“慢镜头播放”。
萨特在为《无名氏的肖像》所作的序言中提出“反小说”的说法：“反小说保留着小说的表面和轮廓：这些想像的作品向我们介绍虚构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。但却是为了更使人失望：它正是要以小说来反小说，好像是要写小说，其实是在我们眼前将其毁灭，写作一部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小说的小说，它想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梅瑞狄斯集大成，就像米罗想用‘绘画的谋杀’将伦勃朗和鲁本斯集于一身。这些古怪的、难于界定的作品并不说明小说的衰落，只标志着我们生活在思考的时代，而小说正在对自身进行思考。（1948）”而萨洛特进一步说明了这一观念，她曾说：“任何小说只要言前人之未言的现实，用前人之未用的手法，便是反小说。我认为，虽然说我们现在所写的书在短时期内还不超过‘有效期’，但对于以后更年青的小说家，我们的作品也将成为传统小说，他们将写作反小说。”而今，思考的人、怀疑的人、反叛的人离我们而去了，但她所预言的写作新的“反小说”、“新小说”的人却不知何时出现。也许大家都太顾虑安全感，太忠于习惯性了吧，但愿萨洛特的信念不会随着她，随着这个世纪而去。
萨洛特生前讨厌别人对她定位，总结，把她纳入一个框框。她不认同任何文学派别，甚至不承认属于“新小说”。不过她也说过：“人们说我们组成了‘视线派’。把我划进去是错误的。我们只是都同意人物、情节已经是过时的东西。”而今为了纪念她，把她归入“新小说”，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了。但为了表示尊重，我要声明，本文中的萨洛特是我们的萨洛特，而非萨洛特的萨洛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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